日本都市建筑设计家伊藤忠彦先生来我办公室小坐，聊了一个话题：中日美三国国民性的最大差异在哪里？
伊藤先生高中毕业后曾考入日本的一所医科大学。但读了一年，对于都市设计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考取了赴美留学生，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建筑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回国后，加入日本著名的建筑家丹下健三的设计事务所，负责海外项目设计。随后，与建筑家黑川纪章合作，负责了坦桑尼亚国际体育馆的设计，并获得国际一等奖。
1979年，伊藤先生设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以米国为中心，负责了日本、新加坡、中东等都市建筑与设计项目，代表性作品有埃及开罗中心、伦敦商业综合体、纽约万豪酒店、亚特兰大桃树中心综合体等。
伊藤先生今年已经70余岁，人生的27年是在美国度过，也多次到中国工作，对于中日美三国不同的国民性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观察。
他说，中美两国都是大陆国家，拥有辽阔的国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和组织系统来进行管理，因此很容易产生“英雄主义”，也崇拜英雄，包容英雄。
譬如，马斯克是一名移民，他从小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他如今制造火箭探索太空，制造纯电汽车寻求人类能源解决方案，研发机器人构建未来生活，既有个性，又能玩出许多新奇花样，美国人很喜欢他，把他当作英雄，不会因为一些超规的言行来攻击他、否定他。
同样，中国社会对于领袖级和英雄级人物享受超规待遇，予以了极大的包容，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应该享受全社会的尊重和比自己更高的待遇。
但是在日本，即使你当过首相，日本社会也不会因为你对于这个国家曾经有过贡献，而容忍你享受不一样的待遇，尤其是那些需要国民税金支持的待遇。
听了伊藤先生的话，我跟他讲了一个采访故事。
我曾经去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家里采访，问过他一个有关首相退休后待遇的问题。村山先生说，养老金一个月40多万日元（约2万元人民币），和长期缴纳社保的普通国民一样。医保待遇也和日本老人一样，80岁后自己承担10%。
村山先生的家里没有政府配备的工作人员，因为雇不起家政妇，所以，80多岁了，还得自己骑自行车上超市去买菜。跟普通的退休老人一样，没啥特权待遇。
所以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讲究“公平、公正”的社会。
又譬如安倍晋三，这位在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8年），并带领日本走出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的领导人，因为他曾帮熟人拿地打过招呼等一些细小的过失，而对他采取了不予容忍的态度，甚至追究他的司法责任。
日本社会认为，英雄必须是完美的，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包括离婚绯闻。
在这一种完美主义思潮的驱使下，现代的日本社会就难以诞生英雄式的人物，最多把你看作是“时代的弄潮儿”，譬如看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就是如此。
伊藤先生分析说，日本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完美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受岛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的“村落文化”的影响。
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较为稀缺。过去，人们的生活形态多以村落为主，人们想要更好地生存下来，就必须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在面对农业生产、自然灾害以及婚丧嫁娶、建造房屋时，如果仅靠自己一家人的力量，是无法应对。因此，日本自然形成了团结和气的“集体主义”文化。而违反这一种文化，就会遭遇“村八分”（村民共同绝交）的“村规”惩罚。
伊藤先生说，这种文化在中美这样的大陆国家很少看到，因为大陆国家流动性大，这里不行可以躲到别处去。但是，日本是岛国，走几步就是海洋，日本国民本能地会产生“无处躲”的地理性畏惧感，自然会缩回村里老老实实待着。
那么，这一种文化流传到现今的日本社会，演变成啥样了呢？其实，这种一团和气式的“和”的思想与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譬如，在一家公司里工作，你不优秀，会触犯众怒。你太优秀，也会触犯众怒，平衡感非常重要。
又譬如做生意，关西地区的“近江商人”提出了“三方好”的经商哲学：
卖方好，企业要获利。
买方好，顾客要获利。
世间好，社会也要获利。
这种“三好”文化一直是日本人做生意的基本原则，任何只中饱私囊的经营者，会遭到社会的唾弃。
日本的这一种文化反应在政治层面，也有其独特之处。譬如中美两国盛行“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说，最后的决定权是在极少数和极个别人手中，美国总统就有权否决国会讨论投票通过的决议。而在日本，没有谁能够有权“集中”，所有重大的决策决定，都是按照“60%”的标准做出赞成与否决的判断，也就是看“半数以上”人的态度而定，而不是由首相或社长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伊藤先生说，日本更像“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