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制度框架本身的缺陷以及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而催生的各类机构，导致俄罗斯内部透明度的缺失，从而使改革的进程并没有按照预设的方式展开。其中，腐败问题的存在就经常被认为是导致其他问题层出不穷的源头。在机构和体制缺乏民主自由因素的社会中，想消除腐败现象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结果，人们逐渐接受了俄罗斯的经济制度是不透明的这一现实，并认为俄罗斯经济内部的“游戏规则”是难以被局外人认知或理解的。
在20世纪90年代，要想在尔虞我诈的斗争中存活下来，行事者就必须对潜规则有所认识，并且有能力通过其中的一些窍门来获取利益。人们认为，这些关于潜规则的窍门是隐藏在俄罗斯经济内部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不透明的“游戏规则”背后的。关于这种非透明性的复制环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游戏规则本身并不透明且朝令夕改，原因就在于现有的法律框架并不完善。
俄罗斯仍然不具备透明的市场体系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构件，如土地法典、反腐法规和健全的银行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基本体制也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开放竞争、产权保护和对公司管理实行监督等各个方面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因此，正式规则之间的相互脱节迫使几乎所有人都去触犯它们(不管这种触犯是否出于本意)，他们绕开正式制度，通过引入或协商的新的准则来行事。
其次，任何人都可以被冠以某种触犯法律的罪名并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因为俄罗斯经济的运行方式让处于其中的每个人都必然会忽略某些法则。
例如，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为了生存都不得不从事地下经济活动来赚钱，尽管他们明知这种做法的后果。商业征税过高，使得经商阶层为了更好地经营不得不逃税。像侵吞公物和偷税避税等行为普遍存在。法不责众，而类似的行为无所不在，要惩罚每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因此，处罚就变成了一种供应不足的资源。
再次，由于对违犯法律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执行处罚只能具有选择性，而执行的依据与标准是由法律以外的领域发展而来的。
一旦所有人都面临着处罚的威胁，处罚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缓刑”却可以随时被执行的措施。这种“缓期处罚”在苏联旧体制内十分适用，因为它既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又无时不受限制。因此，惯例的做法是，只有当权力机构认为“必要的时候”，才会依据法律条文来行事。这一点在后苏联时期同样适用，一个相近的发展势头日趋明显:法则并不为人们所遵守，但要想起诉每个人显然又是不现实的。
最后，“潜规则”弥补了游戏规则的漏洞并构成选择性处罚的依据。虽然显得有点荒唐，但是触犯了潜规则的后果，往往是依据法律条文规定来对其进行处罚，因此，遵守潜规则变得与遵守正式规则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结果，俄罗斯经济对那些不透明的游戏规则的依赖不断强化。
由于俄罗斯经济如此依赖潜规则，因此，指望通过改变正式规则来重构游戏规则的努力尝试最终只落得事倍功半。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变革得不到支持；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任何正式规则的改变会引入期他新的制约，而要应对这些新的制约，又需要找寻新型的寻租行为。因此，围绕这些新的制约，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寻租行为在不断调整、重构，而潜规则这一非透明性的源泉的重要性却没有降低。
20 世纪 90 年代，那些深谙潜规则之道的“游戏参与者”也正是改革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他们了解游戏规则技巧，同时也千方百计地投石问路，以便让自己在破坏潜规则的时候不受惩罚。笔者认为，如果不了解这种技巧和窍门，不明白它们已经深嵌于正式规则、法律漏洞以及与法律相左的社会规范当中的话，在俄罗斯的改革进程中四处碰壁将不可避免。另外，笔者还认为，要想了解这种普遍性，只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运用概念性工具去挖掘潜规则，去鉴别那些与之相勾连的灰色区域。在谈论自己的经验所得之前，笔者想先介绍寻租行为的概念及其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