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作为当代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在国际政治、比较政治与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计算社会科学领域做出了广泛丰硕的成果。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中国历史和所谓的“国学”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就成了流行。其实,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
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 1840 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1840 年前的中国历史更是几乎没有现代意义，至少远不如公元 1500 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也是最血淋淋的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并且享受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但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可能是最高的境界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特别是有权力的人士。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相比之下，那些看起来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的公民，却真的会在国家民族需要时挺身而出，甚至赴死疆场。美国二战时期的《兄弟连》的真实故事足够说明了吧。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在看起来非常个人主义的背后，这些国家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有相当的自愿成分。
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
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而固步自封（据说这种沉迷情怀纯属“学术自恋”，是一种病，得治）。
许多人士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 1469 至 1500 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 1600 至 1780 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同样可以大书特书。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都曾有过长达 20-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怎么办？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
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说句大俗话，中国不能还是品着《甄嬛传》和《武媚娘》来和现代世界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