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就是裆有，裆有就是裆萎鼠记有，最终都归大情妇所有！
6月4日最重要的新闻是：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请注意是四个部门联发），公开了《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将由自然资源部门征收的上述四项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其中河北、上海等七地自7月1日开始试点，202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这项征管划转工作。
这七个地方是：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
也就是说，一出台这个《通知》，天子脚下的河北和内蒙，长三角的上海和浙江，已经被管了起来。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事情可以从1980年代说起。
当时我国改革开放，首先是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也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价格不一样，差别可以很大。国家一直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1990-91年经济不振，体制内外价格差别不大，这个问题就顺势解决了。
然后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实行分税制的本质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因为如果地方政府有自己的收入，就会积极发展本地经济。
因此，当时把税务局分成国税和地税，地税归地方所有。当然详细的规定更复杂一些，比如还有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
再后来是1997年的放开房地产，卖地收入归地方。
有了这三大改革，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被充分刺激起来，加上当时我国的内外部环境不错，于是各种开发区蓬勃发展，各个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但是搞着搞着，差别就出来了。2010年以后，长珠三角、北京、一些省会仍然搞得不错，但越来越多的地区，经济越来越不行了。
也就是说，如果任由地方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和恶性循环。
这是体制决定的。没办法。
国家的应对是：尽量把一切权力收归中央。
比如，2018年，国税、地税又重新合并了，改名为税务局。1994年开始的国地税分开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
全部税收，被中央牢牢抓在手里。
现在，又把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局，地方政府已经几乎没什么财权了。
在这四项收入里，卖地收入是绝对的大头，正规的名称是“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20年，卖地收入是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今年前4个月是21383亿元，同比增长35%。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2020年，全国税收收入是13.68万亿元。
因此，卖地收入相当于税收的60%，这是个巨大的比例，也是地方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和卖地收入相比，其他三项都是毛毛雨。比如，2020年我国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是977.54亿元，连一千亿都不到，和8.4万亿的卖地收入完全无法相比。至于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不管怎么说，蚊子肉也是肉，现在都归税务局了，也就是归了中央。
以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是被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极力夸赞的“诸侯经济”模式。张五常认为，地方有了充分的财权，就有发展经济的动力，市县长、书记们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以远比市场机制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方式来调配生产要素，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张五常是一个很有水平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解释》三卷本写得非常好，也是我国享誉世界的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家之一。
但是从2014年开始，他的“诸侯经济”的说法，在我国逐渐转变为负面。
比如2014年1月《中国证券报》就发文有文章说：
从坏的方面看，这种模式就是广受病垢的各界指责的“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地方局部利益，他们大搞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甚至相互封锁、相互拆台。
大致划分起来，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是利大于弊，我国中低挡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并在世界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造就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模式产生好的效果几乎都消失了，而坏的效果则进一步凸显。
说得更通俗一些，百废待兴时是增量经济，各地方政府的竞争是良性竞争；但到了存量竞争阶段，诸侯经济就是恶性竞争了，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
其实这件事情，2012年袁剑出版的《大拐点》，说得更加透彻。
在《大拐点》中，他提出了五个基本判断。
1、社会反向运动造成整个社会成本上升。
什么是“社会的反向运动”呢？这是指当市场和政府把社会压缩到极点的时候，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会发生一个反向运动。具体到经济上，则表现为企业成本（包括环保和人力成本）的剧烈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2、2008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泡沫化阶段。显然，是“四万亿”让他做出的这个结论。而2013年之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和2015年之后的……，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3、全球市场扩张体系终结。奥巴马阶段已经表现出了这个苗头，特朗普阶段基本上是赤裸裸了，而现在是拜登阶段。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寄生在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那么，当美国在经济上转入防守状态时，这个扩张体系必然会终结。
4、资本外逃。
5、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蜜月结束。袁剑认为，中央和地方的蜜月从2008年开始就逐渐结束了。张五常所谓的“诸侯经济”，在袁剑看来，是中央给予地方不恰当的激励造成的，因而不可持续。
而一旦不可持续，中央和地方的蜜月关系会从此结束。
2012年开始的大力反腐、2016年的楼市限购限贷、2018年的国地税合并，极大加剧了这个进程。现在，四项收入又归税务局征收，象征着地方政府已经几乎没有财权了，中央和地方的蜜月，已经彻底结束。
而2014年的全民创业，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现在来看只是短暂的蜜月重温，是历史大趋势下的一个短暂回旋。如此而已。
那么，为什么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会这样发展呢？
袁剑更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他认为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社会信任造成了很大破坏，从而造成社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持续。
由此他提出要ZZ改革……袁剑还认为，解决之道是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 ，而是要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成为一片废墟。
以上都是在2012年《大拐点》中的观点。
深不深刻？前瞻不前瞻？
老邓在2017年就有以下观点，今天来看仍然没有过时。
一、当今我国的三大矛盾，都极难解决。
第一大矛盾是收入差距矛盾，包括行业、行业内部、地区、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大矛盾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第三大矛盾是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之间。
迄今为止，这三大矛盾解决得怎么样呢？
好像只有第二个貌似得到了解决？但是收归财权，真的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了吗？
希望以后越做越好吧。尤其是当中央已经完全收拢了财权，或许可以解决所有这些矛盾了。矛盾是贫富差距、文化差异、人口增减而带来的。我只能说：随着时间流逝，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钱肯定越花越多，能不能解决还不知道。那么，这三大矛盾有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呢？
当时我还有四个观点，都列在下面。
二、正式去杠杆是2017年10月份，未来几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去杠杆将相当严厉。
现在来看，国家全面收拢了财权，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将大幅削弱（而且现在考核干部也不看GDP了）。那么，中国长期的高杠杆问题，有望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很可能会以某些房企的轰然倒塌为标志。
三、2018年，大通胀将全面开启。
四、广东将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发动机，医疗行业会长牛。
现在来看，是不是全说对了？
只是在2018年，我对去杠杆的观点有所反复，一度以为去杠杆已经结束。
现在来看，国家一直在去杠杆，哪怕一些巨无霸房企有可能倒掉，也在所不惜。
当时我的文章叫《未来几年中国的大趋势（重磅文章！） 》，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搜，应该还有。
好了不再回顾过去，现在既然国家收拢财权已经大功告成，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什么。
按时间顺序，可能会有以下结果。
一、十几个一二线城市将抓住最后的窗口期大力卖地，准备养膘过冬。
既然《通知》从2021年7月1日就开始在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试点，现在对于广东、江苏、北京、一些热门省会和城市来说，还有半年的窗口期。地方政府一定会利用好这半年时间和剩下的两次集中卖地，争取多卖收入，准备养膘过冬的。
这里面有几条最大的“漏网之鱼”：广东（包括广州、深圳），江苏（包括南京、苏州），以及北京、重庆、武汉、长沙、成都、厦门……这些热门城市。
很多这些城市，一年的卖地收入都在千亿以上，少说也有大几百亿。这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当他们看到现在的上海和杭州已经不再能获得一年大约2000亿的卖地收入时，会作何感想？
利用这半年窗口期，好好卖一把，以后就是装样子了。
二、地方政府尤其是热门城市的基建，将面临大幅减少。
我们要知道，那些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地铁、大厦、广场之类的，现在基本上是地方政府靠卖地的收入在修建。几百上千亿的投入都是卖地得来的。如果卖地收入归中央，以前没有完工的工程要想不烂尾，就不得不向中央请款。虽然不一定请不到，但地方政府为了减少麻烦，大概率会不再规划新项目，先把手里的做完再说。
比如，2016年京津冀规划了3500公里的城际铁路，投资额可能达到6500亿元，2030年完成。其中，北京至唐山的城际段铁路里程149公里，设8座车站，建设工期4年，总投资449亿元，要求2020年完工。但现在（2021年6月）还在施工中，说2022年建成。
为了支持建设，北京的土地溢价收益的50％，被纳入了轨道交通建设基金。天津、河北也差不多，但它们远不如北京有钱，所以这些建设以北京为主。当时北京的如意算盘是：开通了城际高铁后，附近的地价都会涨，然后继续卖地，继续建设……大城市就是这样吸纳人口和经济的，导致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不过后来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还要把一大帮人迁往雄安，这应该影响了北京的卖地，房价也疲软了好几年，加上新冠，导致工程拖了又拖。
我估计，当北京完成这段149公里的铁路后，大概不会有完成3500公里的雄心壮志了。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以后地方政府就是帮中央维持地方的机构，一切建设国家说了算。国家来设计，国家来安排。
但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会完全为零，因为若明若暗的分成机制总是有的。只是国家有更大话语权，理论上说，地方政府已经完全要看国家的脸色行事。这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地方政府人员的收入将明显减少。
热门城市的卖地收入除了搞基建，另一个大头就是给地方政府人员涨工资。现在当一年一千多亿的卖地收入被收归中央，富裕地区的市属工作人员的收入，将明显减少。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苏州市政府的公积金就比省直属的明显要高，因为江苏要考虑全省，而苏州只需要考虑自己就行了。而苏州市政府有钱，当然可以多发。其实这在全国是普遍现象，富裕城市的市属工作人员，平均收入（包括公积金）都是比较高的。
不是高一点，而是高很多。比如杭州的街道办，一年收入几十万很平常。
以后这些富裕的地方政府会不会明显降低人员工资，甚至裁掉一些工作人员和“临时工”呢？嘿嘿，应该很有可能吧。
四、地方政府将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主要是房企和国企）进行“旧城”改造。
也就是说，已经卖给企业的具有70年产权的地，企业怎么搞是自己的事，地方政府有可能会抽取类似于管理费之类的各种费用，不再搞什么大规模卖地了。
五、地方政府将开拓新的财源。
比如，各种罚款或管理费，当然搞大了也可能会纳入中央管理。
这里老邓给大家说一个很多人忽视的“新思路”，就是“智慧城市”的建设。比如“智慧停车”，以前是各个街道办建立小停车场，租给一些小公司经营。但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完全可以纳入市里统一管理。而且有很多地方只能设置几个停车位，单独安排个人收钱不划算，所以都可以纳入“智慧停车”，扫个码交钱就完了，完全不需要人工。
这些收入归谁呢？当然是市政府。
比如一个大城市有200万辆车，收缴和开拓了100万个停车位，每个停车位每天平均收入30元，一年就能收30*365*100万 = 10.95亿。虽然相对于卖地收入是毛毛雨，但现在聊胜于无，这些收入渠道多开拓一些，地方政府不至于啥也没有。关键是，这些都是一次性投入，信息系统建好，停车位建好，以后的维护费用是毛毛雨，坐地收钱多爽。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在搞“智慧城市”，以后恐怕会异化成搞很多收租金的场所，富裕城市的地方政府将不亦乐乎。目前这块收入国家还没盯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挺高。
为了当新型包租公，地方政府还是有一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的。
只是我担心“智慧城市”会不会让更多人待业？普通老百姓就业或发财的机会更少了。拿停车来说，每个城市上千个收费工的工作，已经没了。
六、热门城市的热度不会突然降低，目前房企在热门城市的土地储备，现有的存量房，将越发金贵。
好像房地产企业将迎来一波估值修复？但前提是渡过目前这波难关再说，而且也要看具体的房企在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储备比例。所以对房企来说，还得看一段再说。
不过，热门城市现有的存量房，房企在这些城市的土地储备，肯定会越发值钱，尤其是在大通胀的环境下（后面再说）。
七、国家将承担起全国的基建任务。
这是很显然的。国家既然把钱都收了上去，为了解决全国的就业问题，当然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基建不可能不搞，甚至可能会继续维持和扩大规模。
八、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通胀将继续。
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既然总体上会降低，就业问题就会越发严重。而全国上千个市县的卖地和经济都由中央统一管理，效率也是一个问题。所以长期来看，国家的财政支出只能更大。
九、一切都在向过去的光荣时代前进。
比如，2021年3月18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其中规定，学校应严格控制考试次数，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6月1日教育部在《未成年人保护规定》中重申，禁止学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但要求学校采取措施，便利家长知道学生的成绩等学业信息。
破除“唯分数论”，很好，很好。但只要高考存在，我不知道“唯分数论”会破除到什么地步。没有了“唯分数论”，寒门子弟的上升阶梯还剩什么？难道这意味着高考……？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税收已经分成国税和地税，当初谁能想到分开？分开了还能合并？
房地产市场化，卖地收入归地方，现在又归中央，谁能想到？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迎来巨变。
中国的发展模式，早已进入了新时代。
从更高的角度想想，国家把一切财权都收归中央，全国一盘棋，是不是在为未来更严峻的局面做准备呢？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