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秦晖说过：“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中国朝廷似乎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宋太宗得知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的时候，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之情。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经历初创、发展、繁荣、衰落四个阶段。其实，这就是积累充足和不充足的区别而已。在前两个阶段，尤其是第一个阶段，往往大家都很穷，这种穷是超越阶级的普遍贫穷。到后来积累充足了，因分配问题开始走下坡路。抛开日本天皇和中国皇帝在政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日本之所以“万世一系”，很可能和他们一直贫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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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花不值一文钱经历了晚明大变局后，清朝初年是十分贫穷的，叶梦珠、吕留良都曾记载，“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四海之内，日益穷困”。但满清并没有与民“休养生息”，在清朝初年，顺治皇帝接纳朱国治的意见，还搞了偷税漏税的普查。这本无可厚非，一个政权即便对社会宽松，但还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但刚刚从东北过来的清朝皇室的做法，显然太过野蛮。他们制定了刚性规定，只要是欠税的，不管官职大小，也不论数量多少，当官的一律降两级，有功名的，从秀才到进士，一律革去功名。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请君入狱。就有这样一个倒霉蛋，他叫做叶方霭。他是顺治十六年的进士，还高中探花。朝廷按照规矩，让他当了翰林院编修，官职品等为正七品。
他家世代为读书人，土地并不多，官府清算之后，发现他少缴了一文钱。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数量虽然微不足道，也被报送到朝堂之上。要知道，那时候清廷已经急红了眼，奏销案牵扯了一万多人，多他一个也无妨。于是，叶方蔼便被革去了功名，好不容易得来的探花也丢掉了。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顺治皇帝本人也驾崩了，新登基的是年仅八岁的康熙。叶方蔼借着新皇登基的契机，自己上表陈清，表示确实欠了一文钱，也愿意补交，希望能得到开恩。可是，这个请求却被无情的驳回。
消息传到老家，苦中作乐的百姓将此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到处流传有“榜眼不值一文钱”的笑话。从这里，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满清在草创初期，为何会如此敲骨吸髓式的盘剥，还波及到了算是统治阶层的叶探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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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怎么来的？顺治时期税收收入，和万历晚期差不多，而远高于崇祯时期。剔除征税能力不考虑，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实际上在清代初年经过长时间的战乱和80%的人口损失，中国家庭仍然能保有一定财富。一直到满清统治者没有下限的勒索，才变成全国性贫困。经过大乱，还能禁得起满清统治者勒索，也能反证明末的中国家庭是相当富裕殷实的。更别说达官贵人。大明公司最后一位董事长朱由检，为了军饷问题，头疼不已，甚至把故宫大门上的铜钉都拿去熔作货币。
当时的一条解决方法就是以皇帝的名义去借，史料有记载，有人提议让崇祯皇帝去跟京官和商人借钱，少则五百，多则一千两千。“俟皇上财用有余还之”，结果无人肯借。崇祯皇帝只能大发感慨，说跟那些达官贵人借钱，他们不肯借。真要等流寇来了，照样被抢光，真是愚蠢至极。等到大明这个公司没有了资本公积，没有了法定公积，没有了利润盈余，最后就只能山穷水尽破产清算。朱董事长的结局值得我们同情，但那些不肯借钱的人是不是就很可恨呢？
要知道在古代赚取财富，获得资产积累就必须通过储蓄。这就得靠一代又一代守财奴对家产的守护，通过时间来完成原始积累。不能怪他们拎不清大势，我们也只是站在新世纪开上帝视角罢了。而中国最后的帝制王朝，秉承了老百姓钱太多不太好的思路，玩命把民众往死里盘剥，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康乾盛世的说法。朱由检征不上税，也代表了人家是要脸的，尽量不扰民，跟满清比起来，他吃相好看得很。
无怪乎，人们都怀念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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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如果不顾吃相会如何？抛开东林和阉党忠奸的问题，假设崇祯没有诛杀魏忠贤，利用阉党制衡东林，是否能征到税，让明朝免于灭亡呢？古代中国王朝的统治，高度依赖于由文官构成的职业官僚系统。
无论是对资源的汲取还是分配，这套系统都远较其他文明的政治系统要高效合理的多。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等价交换才是世间的真理。古代王朝在享受这这套系统创收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维系这套系统所需要的成本。而汲取与分配能力的高效，意味着需要具备相应的规模和专业性，自然这套系统的维系成本也就远较日本、西欧那种封建化的治理系统要高的多。而且，这套系统本身并非固定不变的。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体系其实也如人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我壮大的倾向。与官僚体系的壮大相伴随的，是资源与分配能力的扩大。但是社会上所能够被汲取的资源是有限的，官僚体系的自我增殖是无限的。这有限的资源汲取一旦不再能满足不断自我增殖的官僚体系的需求，这个体系的第一反应就是削弱社会救济来维系组织自身的存在，由此便会形成乱源，从而导致王朝的崩溃。
阉党的成员，很大一部分也是文官，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层面，和东林并无不同。但是你别看崇祯天天哭穷，当时官僚系统的汲取能力却是空前的强悍。如果顾炎武所言属实的话，当时明末地方所收缴的税赋，已经有九成被解送朝廷，地方所留不过一成，可以说几乎所能汲取的资源都已经完全被转移到中央去了。满清比大明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明末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乱，实际上相当于给社会整体来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格式化，特别是对官僚体系的格式化。
清朝初期官僚机构的规模是很小的，有时在编的官员数量甚至不超过万人规模，这与明末十几万的庞大编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船小好掉头”，所以满清才有精力对欠一文钱的叶探花进行惩处，换到乾隆后期，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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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为何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康乾盛世虽然是吹出来的，但是整个社会趋于稳定也是事实，只要不出现大的动乱，人们的财富还是能越来越多。当满清走到王朝的一般规律时期，为何又延长了那么久的国祚？农业社会，积累普遍充足时期，必然面临两种道路选择。一是原有通道的扩大，二是新通道的开辟，比如工商业。因为工商业的效率要高于农业。这世界，永远是高效率行业吸收低效率行业的过剩产能。这就是为何富士康当年出现了那么大的新闻，那些年轻工人为何不会义无反顾回家种地的原因。同理，可以解释为何某知名人物会喊出“996是福报”的口号，拼夕夕员工的凄惨丝毫不影响它的股价蹿升。
就目前社会而言，互联网行业的效率算是最高的。可发展工商业，需要一个工具，那就是杠杆，也就是负债经营。崇祯跟人借钱都不行，说明了在农业社会搞这个是太难了，因大伙儿的思维惯性接受不了。就跟改革开放没多久，很多人下海一样，当时可是银行主动给人贷款，人都不敢借。满清到了晚期，也遇见了晚明同样的问题，但他们却沾了全球化的大便宜。
那就是西方列强的到来使得过去封闭的经济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满清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农业税收来维系系统的运作，而是可以通过关税以及找西方列强借债来维系系统的运作。所以满清不但扛过了太平天国这个大劫，又续了几十年，还能砸钱搞洋务搞近代化。如果没有每年上千万两收益的关税和抵押权益换取的各项巨额贷款，这些大动作几乎都是难以想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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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负债对于国家而言，良性的财政赤字是好事，对于个人呢？通过时间成本，完成财务自由都知道不行了，但我们仍然不建议超前消费，借债投机更是大忌。但以负债撬动杠杆，比如房贷，是支持的，效率比储蓄快得多。如果你通过负债而对现在进行的投资，能够使你实现自我增殖，从而使你能够在未来获取更多的利益，未尝不可。不要头疼每个月还房贷，这其实代表你参与到了现代社会中，跟那群隐居终南山的田园情怀比，你已经领先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