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正面临大麻烦,过去四十年里驱动经济实现惊人增长的经济系统已经到达极限。
他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这样说:
如果把中国跟其他大多数经济体作比较的话,你会立即发现,它除了经济高速增长外,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失衡。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会投入一部分当前收入用于投资,以扩大未来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扩大未来投资能力。美国把70%的GDP用于消费,这诚然有些偏高;但在中国,消费仅占GDP的50%,近一半的GDP是投资而来的。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亚瑟 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理论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由一个小规模的现代行业和一个大规模的传统行业构成,而传统行业包含了大量“劳动力价值”,即大量未充分就业的农民。
以我们的标准来看,这非常奇怪,但它在中国已经起效了几十年。不过现在,中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或者直接地说,中国的过剩农民正在耗尽。
克鲁格曼6月3日接受采访时,鼓吹所谓“中国冲击论”。在5月14日他在中国产品进入国际贸易场后搅动波澜,使得新一轮“中国冲击论”四起,美欧相继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然后,我们设置了一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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